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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赵海平陷入沉思。

官军刚一进山，茶匪就已经插翅而飞了？

这合理吗？

赵海平也算是一个对古代战争了解颇多的现代人了，发生这种情况，显然不合理。

古代战争中，信息和情报，是至关重要的。

许多兵书里面都有关于信息和情报重要性的战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古今名将的共识。

一名合格的将领，在对敌之前，放出大量的细作和探子去探察敌情，尽可能多地掌握对方的信息，这都已经算是基本操作了。

但是，古代的信息传递，是很受限制的。

毕竟古代也没有手机或者电报这种通讯工具，除了极少数情况可以用飞鸽传书这种办法，绝大多数情况，还是要人来跑腿。

不管是传口信还是送信，总要有人时刻盯着周围的情况、时刻往来传递信息。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赵海平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大兵压境、直接进山。

原因很简单，在古代这种落后的通讯方式下，就算茶匪派到外面的哨探发现大军进山了，跑回去通知茶匪，而茶匪们再一起跑路，也总要有一定的时间。

官军总能揪住他们的尾巴一顿痛打。

但现在，官军压根连茶匪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说明什么？

赵海平冷静下来一番分析，得出了一个让他有些无奈的结论：“这说明，茶匪的情报系统，碾压官军？

“可是，凭什么呢？

“茶匪的人数没有很多，不可能大量地放出哨探来监视官军的动向。

“难道说……

“是有其他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而所谓的‘其他人’，多半就是这附近的百姓？

“开什么玩笑，百姓不帮着官军，反而帮茶匪？”

赵海平一番分析，得出了一个让自己也感到离谱的结论。

这些茶匪凭什么跑得这么快？除了附近有大量百姓给他们通风报信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解释了。

而且一旦想通了这一层，莫名觉得还挺合理的。

要知道，这伙茶匪最初是走私茶叶的，本身不过是请了一些凶人做押送，因为跟官差起了冲突、杀了人，这才被迫落草为寇。

他们转战多地，却能够屡破官军，这其中固然有为首的那个赖文正有一定军事才能的原因，固然有官军战力低下的原因，但更关键的，恐怕还是情报工作方面的差距。

官军战力再怎么低，那也是跟金人相比的。

打打普通的土匪，还是不在话下的。

之所以屡战屡败，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始终都在茶匪的主场打，茶匪本身就有巨大的情报优势。

大量官军上山剿匪，茶匪们就光速跑路了，让官军扑一个空；等官军无功而返了，茶匪却能救助一些落单的官军痛击。

在这种情报能力的差距面前，可不就是很难打么？

至于为什么许多百姓反而站在茶匪这一边？

其实想想这些茶匪最早为什么落草为寇就知道了。

他们为什么不做正经的茶叶生意呢？是因为不喜欢吗？

当然是因为当时齐朝的茶叶生意太难做了，茶引实在太贵，而且一路上还要被各种官员给层层盘剥。

所以这些茶匪才铤而走险，做起了走私的生意。

对于当地的百姓而言，相较于那些吃拿卡要的官差，反而是这些茶匪对他们而言更加亲近。

毕竟这些茶匪，不同于齐朝其他的那些强盗性质的团伙。

有些落草为寇的强人不事生产，想要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就只能以抢劫为生，自然会让周围的百姓唯恐避之不及；但茶匪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就是运卖茶叶。

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们反而更偏向茶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想要剿匪成功，就得想办法切断茶匪与周围百姓的这种联系。

“……也不对。

“这似乎不可能做到，我没那么多时间。”

赵海平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好好整顿一下这里的官场，然后再推出几项好的政策，让这里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就不会再去支持茶匪了。

但转念又一想，这固然是治标又治本的好办法，但时间太长，见效太慢了。

很多百姓跟茶匪勾结，这已经是一种惯性了，就算他们的生活变好了，在三五年之内，这种义气关系也仍旧是存在的。

到时候只要官军大举进山，茶匪们还是会第一时间跑路。

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当然没问题，但此时赵海平扮演的虞稼轩实际上是救火队员，朝廷怎么可能等几年去解决一股茶匪？

虽然谁都知道把一个地方治理好、让匪患绝迹是上策，但这上策见效太慢，没几个人能等得起。

“所以，得换个思路。

“官军大规模进山会被发现，会有百姓去通风报信。而且，大量的官军集结，本身也是需要时间的，这就给了茶匪们逃跑的空档期。

“所以……这道题的解法跟之前五十骑劫营是一样的。

“兵在精，不在多！

“把主要的官军留在城中，同时精挑细选出一批精锐，暗中进攻。与此同时，再派出几队人手堵住下山的路径，或许就能将这伙茶匪给击溃。

“哪怕不能尽数歼灭，但只要能抓住首恶，这股匪患应该就算是平定了。”

想到这里，赵海平的念头瞬间通达。

他再度开始试炼。

……

【距牛渚之战：8年】

楚歌的视野中再度出现这行提示。

这意味着，他又可以检验自己新政的成果了。

这次对于王文川的新法，楚歌没有再去改动具体的条文，因为他很清楚，纠结这些条文的细节没有意义。

历史上的王文川已经是一个有能力、有智慧的官员，他对于社会问题的洞见是很清晰的，解决方案从表面上来看，也是很全面的。

但一执行起来，就跟预期中的情况查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楚歌一番分析得出结论，要改革，先要澄清吏治。

只有手下的官员都是一群清正廉明、能干实事的官员，新法才能按照王文川的预想推行下去。

否则，下边的这些官员就只会唱歪经，用新法来给自己牟利，并最终让王文川来被这口最大的黑锅。

之前楚歌提出整顿吏治的方法，并不复杂，一共两条。

第一是加强官员的政绩考核，第二是减少官员的恩荫。

在楚歌看来，这已经是基本到不能更基本的内容了。

齐朝的冗官问题是贯穿始终的，大量没能力的官员居于高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如果是一边贪污一边办事还好，可关键是既不贪污也不办事，或者既贪污又不办事。

齐朝对官员的待遇，可以说是历朝最高，如果跟大盛朝初年比起来，齐朝的官员简直是生活在天堂了。

在楚歌看来，要一步到位地把这些官员的俸禄全都砍到大盛朝初年的那种地步显然不可能，但我好歹也是当朝宰执，在皇帝的授意下，搞搞政绩考核，敲打一下那些不办事的官员，总没问题吧？

州县这两级的官员，不称职者十居**，在这种情况下能把新法推下去？那才有鬼了。

而且楚歌也没想着一下子把这些不合格的官员全都撸下来，这种政策肯定也是循序渐进的。

比如试行第一年，搞个京察之类的举措，让一小部分特别差的官员丢官，次一等的降职，再次一等的警告……

这样逐渐用三五年的时间，把京城到地方的官员给缓慢地进行一番换血，到了下一个五年推行新法的时候，总能有点进步吧？

楚歌深吸一口气，看向面前的桌案。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整顿吏治，必然会遭到大量官员的反击与弹劾，甚至这其中会有很多莫须有的攻讦。

但看到这些比上一次还要更多的弹劾，楚歌还是震惊了。

“什么情况？

“这些人……竟然说我搞朋党？？”

楚歌随便翻了几分弹劾自己的奏章，看得差点高血压犯了。

但此时游戏还没有彻底失败，因为他还有到朝堂上去见皇帝的机会。

如果能在朝堂上驳倒这些反对派、重新赢得皇帝的信任，那这件事情就还有转圜的余地。他的变法，自然也就能顺利推进到第二年了。

朝堂上，各路官员很快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官家明鉴！臣以为，新法规模阔大、实在难行，举措太猛、更张无渐，不仅无益于国计民生，更是会造成动乱，导致人人自危，朋党顿生！”

“臣以为，我齐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国用不足，岂有掠之于士大夫的道理？若是人心离叛，又有何人为官家治理这偌大的九州万方？”

“臣以为，新法名为图强，实则暗结朋党！官家不可不防！”

“王文川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官家若是继续用他，恐怕立时就要变生肘腋！”

听着这些对自己的攻讦，楚歌简直是气不打一起出来。

这群人是要死啊！

所谓的“官家”，是齐朝对皇帝的称呼。有大臣解释说，“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称官家”。

至于这些官员攻击的说辞，无非是这么几种。

有人说，新法的规模太大，涉及到了整个齐朝上上下下的大批官员，根本就难以推行，等于是白费功夫；

有人说，新法关于吏治的办法根本没有任何的缓冲，一上来就要把一批人罢官或者降职，容易引发动荡；

还有人说，新法实际上是在暗结朋党，威胁皇帝的地位……

楚歌此时的感觉，是有些莫名其妙。

这都是些什么言论！

明明就是不值一驳嘛！

不过既然是在皇帝面前，也只能拿出120分的态度来，认真地来一番舌战群儒了。

这次楚歌拿的天赋，还是之前的慷慨陈词。

而这次的舌战群儒，显然更加理直气壮了。

之前改了青苗法，结果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让皇帝也不再信任他了，虽然他的用意是好的，但从结果上来看确实要背锅，这没错。

但这次呢？

他是想整顿吏治啊！

吏治的问题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皇帝也心知肚明，否则也不会同意他的方案。

既然如此，那这些人的说法，根本就是不攻自破的嘛！

怎么叫举措太猛、更张无渐？我明明是先从很缓和的方面开始的啊？又不是说一上来就把所有不合格的官员全都罢免，只免一部分也不行？

什么叫规模太大、难以实行？变法嘛，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是什么事情都说规模太大、做不了就不做，那还变什么法？

还有说变法会得罪士大夫、让士大夫不再支持皇帝，导致天下大乱的，这就更离谱了。

盛太祖当年杀得官员少吗？贪污几两银子就剥皮实草，天下大乱了吗？

反而是后来官员的势力越来越大，“众正盈朝”的时候，民不聊生了……

士大夫里边确实有王文川这样能干实事的官员，但也有很多纯粹就是国家的蛀虫，怎么，除个蛀虫都不允许了吗？

那这大齐可不就是活该被金国灭。

至于暗结朋党这就更扯淡了，王文川要用人变法，总得提拔一批人、打压一批人，总不能但凡涉及到人员任免的事情，就叫暗结朋党吧？

反正朋党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皇帝总不能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吧？

楚歌信心满满，因为他知道，这个皇帝并不是那种顶级的昏君，他还是想做事的，在历史上的评价也还算是不错。

所以，这次的慷慨陈词，应该会有效果。

想到这里，楚歌理直气壮地，将以文君实为首的一干重臣，全都驳斥了一番。

尤其是在说到朋党一事的时候，楚歌再三强调，能者上，庸者下，这是变法过程中的必然，也是很正常的人事任免。

要做事，总得提拔一些能办事的官员，否则互相掣肘，时间都花在无意义的内耗中，变法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总而言之一句话，请官家信任我！

只要给我五年，必定还官家一个高效廉洁的官场；给我十年，必定还官家一个富国强兵的大齐！

这番话在天赋的加持下，说得慷慨激昂、新党的官员纷纷附和。

那些旧党的成员，除了继续拿着“朋党”的说法搞人身攻击之外，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

而皇帝则是十分感动，当即决定，把王文川赶出京师。

此时北方边患甚急，金兵随时都有可能南下。朝廷需要一位重臣去外出巡守，王文川是最佳人选。

于是，王文川被调任为河东宣抚使，外出巡守。

虽说还保留了参知政事的头衔，但实际上却已经被调出了朝廷的中枢。

而这一次的尝试，又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又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