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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宋维扬一起前往盛海的，还有陈桃及两位大学生。

喜丰在浦东那边，开设了一家分厂，专门生产冰茶饮料。厂长是喜丰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经理魏德雄，该厂的原生产科长被提拔为副厂长，于是问题就来了。

魏德雄只带了几名骨干过去，分厂大致保留了原来的框架，在管理方面可谓是一塌糊涂。

魏德雄本人也就初中毕业，管理能力一般般，但执行能力很强。他在总部已经适应了宋维扬制定的企业管理系统，到了盛海分厂完全照章而行，这当然没错，错就错在他没跟本地人搞好关系。

各种阳奉阴违，各种暗中抵制，厂长的命令只能传递到中层干部那一级。再下面就开始和稀泥了，即便有工人违反规定，小组长也是嘻嘻哈哈，随便训斥两句就算完事儿。

魏德雄亲自巡视工厂车间，一个星期之内辞退了十多名员工，这更加激起本地人的敌视态度。就在小舅疯狂拨打《焦点访谈》热线的时候，工厂终于出事了，被辞退和被扣薪的工人总共有80多个，集体拉横幅堵门静坐，甚至有人冲进配电房里，导致整个工厂的机器停止运转两个小时。

魏德雄的做法并不算过分，辞退10多人，扣工资60多人而已。

但是——

第一，他矫正过枉了。有些只需口头训诫的行为，他为了树立威信，直接选择扣工资，这就让工人心里很不服气。

第二，他是外地人。盛海人本来就看不起外地人，他一上任就雷霆手段，怀柔欠缺，导致原厂的干部不愿配合。

第三，如今下岗的国企工人，还没转变过来思想，许多都把自己当大爷，实在受不了那个委屈，有人一煽风点火就要搞事。

此事让总经理杨信颜面大失，由于魏德雄执行力超强，因此极受杨信重用，专门指派他去担任盛海分厂的厂长。现在好了，第一个月就出事，分厂管理搞得一团糟，这让杨信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卧铺包厢内。

宋维扬对陈桃说：“要控制一家工厂，就要先控制干部。你现在去接任分厂厂长，手上只带去两个大学生，还有魏德雄留在那里的几个骨干。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去接手一只部队，基层军官全是陌生人，高级军官也有一大半是陌生人。真正打仗的时候，你一个命令下去，发现军官和士兵都懒洋洋的不动，你让他们冲锋，他们就给你在战场上散步。”

“我们有惩罚制度，同样也有奖励制度啊，为什么不能提高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陈桃疑惑道。

宋维扬问：“‘移木建信’这个成语你听说过吗？”

陈桃还没说话，旁边的一个大学生就开始抢答了：“我知道，商鞅在秦国变法的时候，怕老百姓不相信他颁布的条令。于是，商鞅就立起三丈高的木杆，说谁能把木杆从南门搬到北门就奖励50金。老百姓都不相信有这种好事，但有一个人去搬了，果然获得50金奖赏。从此，商鞅的法令就得到了秦国百姓的认可。”

“回答正确，但没有奖励。”宋维扬笑道。

两个大学生也笑起来，气氛比较轻松。

这次陈桃带去盛海的两个大学生，一个叫曲池，一个叫秦凤鸣，都是前不久主动自荐进入公司的。

曲池跟宋维扬一样，属于自费生，不包分配。或许是在学校受歧视惯了，他很要强，也爱学习，可惜太喜欢抢风头，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居然在宋维扬说话的时候搞抢答。

希望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吧。

宋维扬说：“魏德雄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他忘了要‘移木建信’。他只想着用惩罚制度来要求干部和工人怎样怎样，却忘了第一个月的奖金都没发下去，厂里的干部和工人都对他没有信任感。恩威并施，赏罚分明，管理者不能只注重‘威’和‘罚’。魏德雄如果不能改正自己的做事方法，他一辈子也就那样了，希望他能够吸取这次教训。”

“我明白了。”陈桃点头道。

“还有，”宋维扬说，“魏德雄的‘威’和‘罚’也用错了地方，他一个外来领导，想立威就该找准关键点。开除一堆普通工人算什么回事？要开除就直接开除上层干部，敲山震虎，工人一看干部都滚蛋了，谁还敢不长眼乱来？”

陈桃说：“可能魏厂长害怕开除上层干部影响太恶劣，闹得其他干部人心惶惶。”

“愚蠢至极，”宋维扬评价说，“开除一个干部，提拔一个亲信，再奖励其他干部，谁还敢说什么？人心立马就聚起来了！这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越来越复杂。”

大学生秦凤鸣一直在仔细聆听，突然问道：“董事长，为什么魏厂长在总部很得人心，而且展现出的能力很强，到了分厂那边却有些欠佳呢？”

宋维扬解释说：“在总部，大家上上下下都认识，也知道魏德雄是个赏罚分明的人。但盛海分厂不一样啊，他初来乍到，谁知道他什么情况。他越是铁面无私，就让人越是忐忑不安，甚至莫名其妙的激起别人的逆反敌视心理。人到了新环境，首先要做的是熟悉别人，同时让别人熟悉自己，切忌不能操之过急。”

秦凤鸣点头道：“就像一个乱了的线团，先要观察找到线头，才能把麻烦给捋清楚。一上来就胡乱动手，容易把线团越搞越乱。”

“可以这么理解。”宋维扬说。

陈桃笑道：“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宋维扬道：“那你说说。”

陈桃道：“第一，奖励工作优秀的干部和职工；第二，开除所有参与闹事的工人；第三，开除配电房的管理人员；第四，亲**问保护配电房的工人，并给予献金奖励。剩下的需要慢慢做，厂里原有的不怎么听话的干部，必须全部撤掉，换上我们从总部带过去的人。”

宋维扬说：“要拿捏好一个度。不管是说话，还是做事，甚至做人，‘度’很重要。它可以让人佩服，让人敬畏，让人亲近，让人不产生反感，什么事情都能做得水到渠成而不显突兀。”

“那‘度’该怎么掌握？”曲池突然问。

“多观察，多思考，多总结，”宋维扬说，“你们慢慢就会懂的，我解释不清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同的情况下，‘度’的表现也不一样，必须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说话吧，我现在是董事长，只要我不盛气凌人，不侵占你们的利益，你们会心甘情愿听我的话。如果想提升你们的积极性，那也很简单，许诺就可以。但换成其他关系，你就要衡量自己的情况，衡量对方的情况，捕捉对方的心理需求和底线，该压迫时压迫，该威胁时威胁，该讨好时讨好，始终让对方可以承受且不产生反感。”

宋维扬在言传身教，培养干部，反正坐火车闲着也是闲着。

秦凤鸣笑道：“这是名家和纵横家的思想啊。”

宋维扬乐道：“你还懂诸子百家？”

“我是哲学系毕业的。”秦凤鸣说。

“那我们的专业差得不远。”宋维扬说。

宋维扬报的是社会学系，80年代初，社会学还属于复旦哲学系的子专业，1988年终于独立出来，今年又被划归法学院管辖。

之所以不报商科，是因为宋维扬感觉没什么好学的。以他的水平，在90年代可以直接当教授了，还学个屁啊，纯属浪费时间。于是，他准备去社会学系混个几年，顺便旁听一下哲学系的课程，这对企业家而言很有用处。